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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说》
2011-12-23   作者:孙文辉    来源:

一、湖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遍布全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源自民间,或本身就是一种民间文化。民间文化的生成、传播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江河湖港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福地,又是文化传播、交汇与繁荣发达之所在。与此相反,深山僻峒是人类避难与安居的圣地。高山,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山脉,隔断了文化的传播。恰恰就是这种阻碍和隔断,造成了一个个闭塞的“独立王国”,保存了一些原始生态的文化;也正是这种阻碍和隔断,构成了一个个各具色彩的文化之圈,形成了种种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湖南,正有着这样一个丰富而多彩的自然环境。因此,至今繁盛发达的世俗艺术和几近消亡灭绝的原始祭祀文化,在湖南这块广袤的大地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存在。湖南省中部北部地势低平,东部、南部、西部三面山地环绕,全省地形呈马蹄形丘陵型盆地。西北有武陵山脉,西南面有雪峰山脉,南部是五岭山即南岭山脉,东面有与江西交界的九岭、武功、万山等诸多高山。在这些崇山峻岭之中,古老的巫傩祭祀孕育着众多原始文化与艺术,它们传承千古、万劫不死,成为了我们的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湖南的地形也如同一个敞开的胸怀,黄河与长江古老的文明,都是通过辽阔的洞庭湖平原而闯入自己的怀抱。从万山丛中流出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奔放热情地迎接着外来的先进文明;同时,也把自己古老的文化——那些曾经附着于古老祭祀中的民族史诗、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技艺、民间音乐……带向四面八方,成为了湖南人一个个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在这种空间与时间的创造之中,湖南形成了自己的五大文化区域。它们分别是:湘北洞庭文化圈、湘东至湘南的湘江文化圈、湘西北武陵文化圈、湘中梅山文化圈、湘西南雪峰文化圈。湖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这五大文化圈中的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洞庭文化圈
  
  洞庭湖区是湖南最早被开发的地区,它包括岳阳全境,以及益阳、常德的部分市县。从旧石器时代的“更新世纪”中晚期到公元3世纪的秦汉时期,今洞庭湖地区属于河网交错的平原。至迟在十万年前,人类的活动开始在这一地区频繁地出现:1979年,在澧县鸡公垱旧石器遗址发掘和采集到的石片、刮削器、石锤、石球、尖状器、砍砸器等旧石器200多件;2000年,在洞庭湖区的核心部位——沅江赤山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砾石三棱大尖状器”等8件石器,都证明十万年之前,人类早就在这里繁衍和生活。在洞庭湖区的岳阳、益阳、华容、安乡、临澧、澧县、常德等县,发现的数十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都说明洞庭湖区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如果说湖南是一个三面环山、相对封闭的王国,那么,洞庭湖区则是这个王国开放的大门、敞亮的窗口。中原文化、楚文化、吴文化,都是从这张大门,进入湖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因此,这里的民间文化,如岳阳的端午节龙舟习俗、汨罗长乐故事会、巴陵戏、岳阳花鼓戏、杨么的故事、洞庭渔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既有吴、楚文化的影响,又受岁月更替的浸淫,呈现出了一种内外交融、多姿多彩的形态。


湘江文化圈
  
  面积最为宽广,包括湖南东部、地处湘江流域的长沙、湘潭、株洲、衡阳至南部郴州、永州的部分地区。这一区域是具有湖南本土特色、较为先进的区域文化带。炎帝南迁、舜帝南巡都是溯湘江而上。依据民间传说,炎帝南迁的足迹,是从湘江至衡阳转耒水,达到了郴州地区;而舜帝巡视却是继续沿湘江而上,其终点达到了永州。换言之,炎帝的水路旅程为湘江下游,而舜帝却走过了湘江的下游和中游。而考古史料印证,农耕文明在湖南的传播,也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一地区。“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唐宋直到晚清时期的文人,总是溯湘江而上,走郴州、达永州,甚至游向广西、越南。这条路,既是诗路,又是戏路,更是商路。因此,这一区域间,与圣迹有关的传说、与市场相连接的手工技艺,以及与民间传统习俗相联的庙会特别兴盛。庙会中,戏曲繁荣,商业发达,与之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湘绣、花炮、石雕、长沙花鼓戏等,既与时代跟进,又保持着山水的灵性,丰富而又多彩。
  
  武陵文化圈
  
  是以水流湍急的沅水、酉水为屏障,以武陵山脉南麓为栖息地的文化区域,它包括现在的张家界市全境,以及常德、湘西自治州、怀化市部分地区;同时,这一文化区域实际已经超越了湖南省的行政区域范围,在西北方向达到了四川和湖北的相邻地区。从考古数据显示,武陵文化圈内,从新石器晚期到商周时代的文化趋势,是外来文化的不断迁入。最早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土著居民为濮人。春秋时期,活动于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的巴人,被强大的楚人战败,开始进入到这一地区。战国时代,部分巴人入川建国;公元前316年,巴国又被秦国所灭,一部分不愿臣服的巴人转向南面山区;另一部分巴族士兵,跟随秦人南征,后在武陵山区留居下来,成为了当地蛮夷之长,即以后的田、覃、向等姓氏。自宋以后,这些强宗大族成为了土家族的上层人群。相对后进入的巴人而言,原居住在这里的下层土著居民,自称为“毕兹卡”——即本地人。土家族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被认定,是迟至1956年10月的事情。在此之前,曾被认为是汉族或苗族中的一部分。武陵文化圈的民间文化,多为土家族历史文化。至今,无论是沅陵辰州傩戏,还是张家界阳戏,当地人还是称其为“土家傩”和“土家族阳戏”。土家族的毛古斯、打溜子、土家织锦等等,如今已走出古老的山寨,成为了举世瞩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这一区域中,还有白族与维吾尔族二个兄弟民族的同胞居住在这一文化区域。白族为宋末元初因战事由云南大理迁徙而来,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主要聚居在桑植县。维吾尔族人口近8000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之外维吾尔族人口最多的省份,为明洪武初年因驻守屯戍而迁至常德市的桃源县。在这里,他们也留下了自己富于特色的传统文化。


梅山文化圈
  
  是指湘中的娄底以及益阳、邵阳、湘潭的部分市县。梅山文化圈的文化,实际上存在着以北宋熙宁五年即公元1072年为分界线的、前后两期截然不同的文化。前期为早期的瑶苗族文化,后期为汉人的移民文化。前期瑶苗族文化,成为了部分湘西南雪峰山文化的根脉;后期的移民文化成为了近、现代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因此,梅山文化圈内的民间文化,既保留了早期瑶苗文化的印痕,如安化境内的风水桥、新化境内的傩祭仪典和梅山武术、冷水江境内的梅山傩戏;又具有受外来先进文化影响、与本地生态文明相陶冶的鲜明特征,如崇礼重教、耕读传家、尚武仗义、开拓进取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文化的积累并向外辐射的结果,就是梅山及周边地区的厚重的文化和近、现代辈出的人才。
  
  雪峰文化圈
  
  包括湘西自治州南部,以及怀化、邵阳、永州的部分地区,湘西南雪峰文化圈的文化形态十分丰富和复杂。这其中包容有以苗族文化为主体,苗、瑶、侗、汉族文化为内容的各民族文化。各族之间,有联系、有相似之处,也呈现出一定的文化差别。
  
  苗族,是世居在这一片土地上的古老的民族。现居住在湘西自治州内的苗族,多以蚩尤(索戎)和驩兜(仡欢)为自己的祖先;而居住在怀化、永州境内的苗人(包括沅陵境内31万自称为“果熊翁”、“瓦乡人”的族群)、瑶人,多以盘瓠为自己的祖先。
  
  居住在湖南境内的部分侗人,现存的文化形态与苗族、瑶族有一定的差别,如侗族的款文化和垒文化,分别在南侗和北侗均有遗存;鼓楼、风雨桥等民族建筑,也有着自己的显著特征。因此,如果再加以细分,侗族文化区域也可以单列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圈。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看湖南苗族与湖南侗族,在人类学特征并没有明显的差别——有学者采用活体观测的方法,对湖南苗族328例、侗族320例的头面部进行了10项形态特征观测,结果表明两个民族之间并不具备明显的民族差异,但他们与国内其他民族比较,却具有显著的民族特点。同样,从非物质文化遗存来看,在湖南的侗族大歌与苗族歌鼟,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
  
  湘西南雪峰文化圈的形成,与湖南的历史变迁有很大的关联。受外族入侵的影响,原居住在湖南全境的古苗人开始向西、向西南迁徙,最终定居在沅水中、上游的雪峰山区(部分徙居更遥远的两广、乃至越南)。雪峰山区峰高林密、岭壑交替,艰苦的生活环境,使这里的人们聚寨而居、分甘共苦;从而形成了不畏艰难、乐观向上、诚实敦厚、“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善恶分明的民族精神。在这种民族精神的引领下,人民能歌善舞、乐聚好客的民间习俗至今尤为兴盛。
  
  湖南五大文化圈的形成是历史变迁的结果。在五大文化圈之间,也有重迭和交汇的部分,如与洞庭文化毗邻的湘江文化、武陵文化相链接的地区,文化的边界就不那么明显;在武陵文化圈与雪峰文化圈接壤的五溪地区,其文化形态就更加丰富复杂、多姿多彩。湖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五大文化圈内,呈现出丰富多彩、自成体系、互有影响而各具特色的形态。
  
  总言之,湖南的民族民间文化,是在不断地经受外来文明的洗礼中,生生死死,传承至今。今天湖南民族民间五大文化圈的格局,在宋代已经基本定型。湖南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在明代就已开始生成。
  
  在这一文化格局中,古“三苗之国”的土著民族,到宋时已从“绝对多数民族”开始变成“少数民族”。到今天,中华民族56个民族在湖南虽然都有居民,但少数民族人口只有641万,仅占全省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少数民族的文化给湖南民间文化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他们的人口虽然是“少数”,但他们所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占据了的绝大多数。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交往活动日益频繁,湖南地域文化的边界在不断地淡化和消解,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开始被同化;随着信息文明的飞速发展,一些源自狩猎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文化事象,正在急速地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
  
  湖南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濒临危亡。


二 湖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国有着独特的地位。
  
  湖南,是中原文化、东南沿海文化,向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迁徙、传播的过渡地带,因此,其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特殊性,是其他省区不可比拟的。如梅山文化的发源之地和核心区域在湘中一带,但其中瑶苗文化的影响辐射到了广大的华南、华西南地区;梅山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分,必然蕴涵着十分珍贵的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杰出价值,对它的进一步发掘将有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又如,湘江流域的文化,是中国南方较早得到开发的先进文化。在宋代就留下了某些印痕的祁阳祁剧,就曾流传到了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乃至新疆地区,成为了一些地方戏艺术的具有母本意义的戏曲剧种;地方戏曲是一个地区的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情感形式,祁剧,作为南方戏剧的杰出代表,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还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它的生存状况已极度濒危。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发掘、保护和利用,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一,它为社会和谐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空间。
  
  在湖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众多的项目实质上是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文化节日,如:岳阳汨罗市的“端午习俗”,怀化沅陵县、永州道县的传统“龙船赛”;汨罗长乐镇、益阳桃江马迹塘镇的元宵节“故事会”;株洲炎陵县的“炎帝陵祭典”;永州宁远县的“舜帝陵祭典”;怀化麻阳县、郴州资兴市、邵阳绥宁县的“盘王节”;湘西花垣县的“赶秋”,邵阳绥宁县的“四·八姑娘节”,怀化靖州县的“芦笙节”,湘西永顺县的“过赶年”,湘西吉首市的“干州春会”,郴州安仁县的“赶分社”,长沙市火宫殿“火神庙会”,衡阳耒阳市的“敖山庙会”;怀化信道县的“大戊梁歌会”、怀化靖县的“苗族歌鼟”等,这些定期来临的节日或祭日,为社会的和谐和人民的欢乐,提供了巨大的文化空间;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与经济交往的特定场所。利用这些项目知识产权的公共性,提倡和鼓励这些文化节日的开展,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相处。
  
  第二,为教育提供了民族化的教材。
  
  学习与教育,是一个民族提高自身素质的必要途径。我们的教材都是来自前人对历史的总结和文化的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一些民间文学、民间戏剧、民间音乐、民间曲艺、民间知识等遗产项目的认定,为青少年一代提供了生动而又鲜活的教材。如民间文学《古老话》能让我们了解苗族的历史,民间音乐“船工号子”、“夯歌、硪歌”等能让我们听到从前劳动者的心声;民间戏剧“傩戏”、“荆河戏”、“巴陵戏”、“湘昆”等能让我们看到古时湖南人的身影、听见他们发出的嗟叹;民间工艺“醴陵釉下五彩瓷”、“浏阳菊花石雕”等能使我们更加尊重充满着智能的前人……这些地方化的历史文化教材所体现出来的厚重的历史感和深邃的美学价值,也是现有实施的教材所不可比拟和替代的。
  
  第三,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主要是通过历史典籍和文物考古,来书写自己的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使我们了解到了还有第三条途径,即人类的口传历史和遗产本所身体现出来的文化记忆。
  
  如从甲骨文时代的文字记录和在后来的典籍中,我们知道了历史上的“杀牛祭”是上古时代祭祀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它的过程与细节,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地模糊、消失。然而,在我们的苗族民间椎牛祭祀中,它居然还有完整的保存。
  
  又如,人类戏剧的发生,曾经是一团无法辨认的迷雾;它的最初形态如何,又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然而,在土家族的“社巴日”祭祀大典中,居然还有原始形态的戏剧“毛古斯”的遗存,因此,学者们称其为原始戏剧的“活化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类学价值,正是我们深入历史研究的新的材料。
  
  第四,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主要是通过历史典籍和文物考古,来书写自己的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使我们了解到了还有第三条途径,即人类的口传历史和遗产本所身体现出来的文化记忆。
  
  如从甲骨文时代的文字记录和在后来的典籍中,我们知道了历史上的“杀牛祭”是上古时代祭祀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它的过程与细节,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地模糊、消失。然而,在我们的苗族民间椎牛祭祀中,它居然还有完整的保存。
  
  又如,人类戏剧的发生,曾经是一团无法辨认的迷雾;它的最初形态如何,又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然而,在土家族的“社巴日”祭祀大典中,居然还有原始形态的戏剧“毛古斯”的遗存,因此,学者们称其为原始戏剧的“活化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类学价值,正是我们深入历史研究的新的材料。
  
  第五,为旅游产业提供了文化支撑。


  旅游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观光”。一片独特的自然风光,一处久远的历史遗迹,它不仅仅只是一些山水风景、一些城楼庙阁等物质遗存,更重要的是它的非物质文化内涵。有了那些文化内涵,景观才会变得厚重,才会让人留连忘返。比如岳阳楼和君山岛,如果没有《岳阳楼记》的存在,没有老百姓在那里留下的湘妃哭竹、秦皇封印、柳毅传书等等动人的传说,就谈不上什么魅力。因此,只有有了非物质文化的支撑,物质的景观才会演变成为文化名胜。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为旅游的景点增添魅力,同时也为旅游的人们增添了旅游的乐趣。
  
  第六,为世界文化增添了新的精神财富。
  
  文化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它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的民族性,构筑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正是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存在,构成了人类文化生态。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福祉,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生机所在。尊重和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已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准则。
  
  湖南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已经开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察和保护。1933年,苗族学者石启贵开展了湘西民间文化的调查,1940年编写成了《湘西土著民族报告书》;1949年后,湖南组织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进行了记录调查,出版了《古老话》、《梯玛歌》、《摆手歌》、《苗族情歌》、《土家族土司史录》、《盘王大歌》、《瑶人经书》、《侗款》、《侗垒》、《侗耶》、《湖南地方志少数民族史料》、《桑植傩戏演本》、《土家族卫所史料》、《土家族摆手活动史料辑》等属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丛书,记录了大量行将消逝的民间历史文化。
  
  自1979年以来,湖南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完成了“十大集成”的编辑出版。它们分别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中国曲艺志(湖南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湖南卷)上、下》、《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南卷)上、下》、《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南卷)上、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湖南卷)》、《中国歌谣集成(湖南卷)》、《中国谚语集成(湖南卷)》、《中国戏曲志(湖南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湖南卷)上、下》。以及同时期出版的《湖南地方戏曲剧种志》(五卷)。这些大型史料性著作的编辑出版,有力地保护了我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5年6月,湖南成立了“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全省14个市州和71个县相继成立了保护工作机构和市、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评审委员会。短短数年之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以往陌生而拗口的概念,已成为社会认知度极高的词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就是延续民族的灵魂和血脉。
  
  湖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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